1、晋升的方式不同

清代文官的选拔方式，主要分为特旨授、开列、题授、拣授等。清初时期，特旨授往往针对的是位高权重的大臣，比如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这些职务一旦出缺，吏部基本上是没有权力干预的，都出自皇帝的旨意。

乾隆以后，皇权进一步集中，特旨授的范围也下探到知府这一级，当然具体是指各省府知府，一般的知府不在其列。以乾隆朝名臣刘墉为例，他于乾隆二十四年担任江苏学政，三年期满后特旨授予太原知府。

凡是被列入特旨授的岗位，都是皇帝比较重视的，一般都会慎重考虑人选。能够升任省府知府的人，通常也是皇帝知根知底的，至少对他的人品、官声都是有一定程度了解的。

一般的知府则属于开列，权力主要还是吏部手中。即某个府知府出缺，吏部按程序会列出一个候补清单然后请旨，但皇帝一般都会采纳吏部以及各省督抚的建议。

晋升省府知府的，大多又是京官居多，翰林院官以及六部郎中、员外郎是主力军。其次就是那些在地方上政绩十分突出的一般知府，他们通过督抚的保举也可升任省府知府，总而言之，省府知府一定是高配的，正五品的知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2、仕途前程不同

省府知府驻地省城，和督抚布按等省级大员都在一个城市。相比于一般知府，省府知府事繁，往往还要参与一些职责以外的政治事务。同样，督抚在碰到一些疑难杂症或是不好出面的事情，也都会交给知府去办理。换言之，省府知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督抚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政方面。

前面提到，清代的知府是没有品级之分的，但各府却有差异，主要体现在“冲、繁、疲、难”四个字上。“冲”即地理交通位置重要，“繁”即行政事务多，“疲”即钱粮赋税滞纳，“难”即民风彪悍难以治理。

所以同样是知府，如果四字俱全的则为最要缺，三字或二字全的则为要缺，一字或一字没有的则是简缺，对于知府的任命须遵循从低到高这样的规律。

不过这种任命方式并不适合省府知府，道理很简单，省府因为经济发达，文化鼎盛，通常不具备“疲”和“难”这两项。所以省府知府的选拔属于特例，但一定是有资历、有出身、有背景，且办事练达者。既能干好本职工作，又能协调各方面事务，简而言之，就是在官场上一定要吃得开。

从晋升的角度来看，省府知府更容易得到提拔，而且越级提拔也是常有之事。按照惯例，知府升官，例升盐运使、道员。但省府知府有很多直接升按察使，或调京城任三品京官的。还以刘墉为例，他于乾隆三十四年担任江宁知府，三年任满后便升为陕西按察使。

至于一般的知府，如果在大计中位列一等，则提升为道员，又或是调任省府知府；若是二等者则可以从简缺调至要缺，没有越级提升的可能。

3、经济收入不同

清代地方官自雍正以后实行养廉银制度，一个知府的养廉银大致在3000两至4000不等，差距并不大。但地方官真正的收入大项却是在陋规上，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十万雪花银主要就来自陋规。

陋规的收入高低取决于地方的钱粮收入，以及各地方官对长官的孝敬。省府知府不用说肯定是该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陋规收入自然也最高，此外由于省府知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督抚说得上话，所以下属们都将省府知府当成自己仕途路上的一个桥梁，孝敬自然也更多。

此外，最近御史在翻阅清代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以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即附郭县的知县俸禄，比一般的知县年俸45两要高，年俸为60两。遗憾的是，史料中并没有提及省府知府，但以此推断，省府知府的俸禄可能也要略高于一般知府，不过即便如此，这点俸禄也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