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个人简介 字义山，号玉谿生

李商隐小传

李商隐（公元812年——公元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是晚唐杰出的诗人。其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见证了阉党作乱、藩镇割据、朋党相争与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种种乱象，拥有着济世救民的政治理想。可是由于其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见解，使得他始终得不到用武之地，终其一生都不得不沉沦下僚。其个人悲剧是那个时代所有有志之士、有识之士的共同悲剧。帝国斜阳晚照，大势所趋，已非任何人可以挽救。

大约在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至唐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诗人曾学道玉阳。那个时代，因为“以李氏出自（太上）老君，故崇道教”（《封氏闻见记·道教》），兼之“终南捷径”（唐代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的成功范例，使得社会从上到下学道修仙之风盛行。少年商隐在此期间，没有结识道姑宋华阳，但极有可能结识了令狐绹，并在令狐绹的诱惑下，与之产生了同性间的畸形恋情，从而放弃了成仙得道的追求，追随令狐绹的脚步入世求仕。我想他一定是受到了令狐绹的启发，第一次萌生了拯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为了获得与令狐绹平等相处的资格，他迫切需要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升。甫一下山的诗人很快便以《才论》、《圣论》等文章而为当时的士大夫所知晓，并在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受知于令狐绹的父亲令狐楚，开始了与其长达九年的恩怨纠葛。

在令狐楚幕府任职期间，诗人无疑是受到了礼遇的。并且在令狐楚的悉心指导下，商隐学会了作今体文，即当时流行的四六骈文，这是做官的重要条件。然而我想，能借机与令狐绹朝夕相处，才是诗人入幕与学文的目的与收获。尽管诗人与令狐绹山盟海誓，相约共同入仕，共同做出一番事业，唐文宗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令狐绹还是违背誓约先行考取进士。直到两年后，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诗人才在令狐楚的资助下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并且落第。两人的感情，应该是受到了令狐楚的强力干涉。而令狐绹为了仕途，也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商隐，试图在感情上与其做一切割。不愿意接受现实的诗人沉浸在痛苦之中不可自拔。这期间，创作出了大量诗篇来隐晦地反映他与令狐绹的感情。其著名的《无题》诗，就是因此而诞生的。

商隐对令狐楚的怨恨，并不只是因为他从中作梗、棒打鸳鸯。商隐服务幕府多年，世人皆知令狐楚待诗人恩重如山，殊不知诗人另有一番感受。曾经心许诗人要给予诗人以仕途臂助的令狐楚，甚至在科考一事上都不闻不问。在那个科举需要贵人荐举方可成功的时代，诗人尽管才高八斗，屡试不中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而除了私怨，还有公愤。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变”中，令狐楚畏惧阉党，不敢据理力争，对宰相王涯之死不能不说负有一定责任。兼之其“（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旧唐书》元稹语），品格低下，名不符实，是以商隐深鄙之。且商隐为了能够与令狐绹继续来往，可能亦曾被迫委身于令狐楚。种种不堪与无法宣之于口的忿恨，造就了诗人曲折隐晦的文风。

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心灰意冷的诗人写下《别令狐拾遗书》一文，将自己与令狐绹的关系定性为友谊。感到欣慰的令狐绹随即在知贡举高锴面前推荐了诗人。第二年春，诗人得以进士及第。这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自感有望摆脱令狐楚掌控与影响的诗人数次推托了已调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令狐楚的入幕之请。这一年的多数时间，他都逗留京师结识同好，交往权贵，试图为自己的仕途铺路。直到入冬，令狐楚病重，诗人才由长安赴兴元，并应令狐楚所托，代草《遗表》等，年底扶令狐楚灵柩回京。

诗人与令狐楚去世前，曾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其中的细节就反映在《圣女祠》（杳霭逢仙踪）一诗中。也许仕途一帆风顺的令狐绹激起了他的争竞之心，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诗人一心仕进，以此平复绝情寡义的令狐绹带给他的伤害。除此以外，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以及因为李家向来寿短——而这一年他已二十六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得他在此期间表现得有些躁进。临终前的令狐楚依然拒绝给予诗人任何帮助。以前的心许、暗示等等一概否定，不能不让诗人有被愚弄后的羞忿。然而这次幼稚地袒露心声以及要求兑现承诺的举动已经使诗人与令狐家的矛盾公开化。第二年春，即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诗人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试，在初试已为考官李回、周墀录取的情况下，复审时为一中书长者以“此人不堪”为由刷落。一般认为中书长者此举是受到了令狐绹的唆使。

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四月，令狐楚归葬凤栖原，商隐为其作《墓志铭》。另作《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奠相国令狐公文》，对自己与令狐楚的恩怨纠葛隐曲地做了一个记述，宣泄了无以自辩的哀愁以及对令狐楚的深刻不满。

帮助完成归葬事宜的诗人逗留令狐绹府邸，本以为凭借以前的情分能够有所依托，可是此时的令狐绹早就对他怀恨在心。诗人与令狐楚离世前的龃龉他不可能不知道，诗人中举后逗留京师与李党往来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散布“诡薄无行”、“背负家恩”等言论使得“士流嗤谪商隐，……，共排摈之”（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李商隐传》），暗中作梗导致商隐在博学宏词科考试中被中书长者刷落便是他的报复手段，只是商隐此时尚未意识到罢了。另外，令狐绹为了继承令狐楚在牛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也确实需要与政治立场不鲜明的商隐做一个政治切割。因此，满怀希望的商隐受到了他的冷落与驱逐。五月，诗人辞别令狐绹。六月，于归途中作《酬别令狐补阙》，为自己做了申辩，表明了不得不与令狐绹分道扬镳的悲愤与决心。

大约在两年前，即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诗人在《令狐八拾遗绹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一诗中就表达了对裴十四通过迎娶令狐楚的女儿得以仕途通达的艳羡，与令狐绹决裂后的诗人更加迫切地希望能够一步登天，压过令狐绹。在应邀进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后，他迅速迎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急于改变命运的他，选择了一条捷径，这也注定了他对妻子王氏的感情一开始并不单纯，是带有极强的功利性的。他们结婚的时间在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年底，他们相识或是在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王茂元在洛阳的府邸。

一般认为，王茂元是以李宗闵为首的李党成员，令狐楚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成员，李商隐出自牛党门下，却成了李党的女婿，从此深陷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受到双方共同的猜忌和排挤，这是他一生不得志的根由——这种说法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唐武宗一朝，李党备受信重，即使这样，主政的李德裕也未将牛党尽数排摈，牛党成员依然在朝中占据着许多重要职位。是以后世学界就有人认为“李党不党”（岑仲勉《隋唐史》曰“德裕无党”），党派意识强烈的仅仅是牛党，“牛李党争”的提法并不科学。并且，纵观商隐一生，就其服务的幕主而言，既有李党，又有牛党。作为一个可堪利用的笔杆子，没有哪一个大佬会在乎他的所谓政治立场的。因为事实上，他是超越党派意识的，只不过在政治主张上更加赞成李党而已。蓄意打压他的仅令狐家一例。令狐楚打压他，是源于多方面考虑；令狐绹打压他，是源于意气用事及政治上的不成熟，并且，几年后，他就尝试主动与商隐重修旧好了。

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春，诗人以书判拔萃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对于这个结果，诗人并不是特别满意。本以为傍上王茂元这个大靠山能够从此飞黄腾达，孰料仅仅得授一不入流的九品小官呢？这种淡淡的失意就体现在《细雨》（潇洒傍回汀）一诗中。不久，因为“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李商隐传》），诗人被调为弘农尉。弘农尉即弘农县的县尉。县尉是唐代县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对于其职掌，《唐六典·三府都护州县官吏》记载：“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也许在一起案件中发现了不妥之处，商隐将一名死囚改判为活罪，由此触怒了观察使孙简。恰逢姚合代替孙简，他才免遭被罢官的耻辱。然而，这次事件还是给他心理上留下了极大的阴影，使他从此对于官场充满了厌恶。这期间，他写了《明神》、《自贶》、《假日》、《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等诗作，产生了归隐田园、远离官场的想法。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诗人自弘农尉辞职，在妻舅河阳节度使李执方的资助下，由济源移家长安樊南。十月底，应岳父王茂元之招，赴陈许节度使幕任职。岁末，离开许州，入华州周墀幕，大概呆了一年有余。

李商隐与其岳父王茂元的关系并不融洽。当初，王茂元喜爱李商隐的才华，才将女儿许配给他，并为他谋得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然而，过于躁进的李商隐并未因此而满足。或许言谈之间也不是那么感恩戴德。加之出身贫寒的他在礼仪上有所欠缺，为人又恃才傲物，所以很快便被王茂元所嫌恶。李商隐作为王茂元的女婿，却被排挤而调任弘农尉，在弘农尉一职上又因活狱事件几欲被罢官，从弘农尉辞职后移家樊南是由妻舅李执方资助才得以成行……，凡此种种，都说明王茂元对其采取了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诗人在此期间作《蝉》一诗，曰“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曰“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表达的就是对岳父无比失望的情绪。王茂元去世后，诗人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曰“纻衣缟带，雅贶或比于侨、吴；荆钗布裙，高义每符于梁、孟。……。愚方遁迹丘园，游心坟素，前耕后饷，并食易衣。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虽吕范以久贫，幸冶长之无罪。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对王茂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吝于相助的不满表述得更为清晰。甚至在后来的《药转》一诗里，诗人将一次偶然的腹泻都想象成是对王茂元的报复，可见诗人对王茂元轻视下贱自己是多么地耿耿于怀。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春，诗人再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这个官职，较三年前的秘书省校书郎却又低了半级。如果联系翁婿关系不睦的事实，可以推知，这次任命大概率是得到了周墀的帮助。而周墀，隶属牛党。这个官职，当然依旧不能使诗人满足并快乐。在《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一诗里，诗人叹道“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表达了对于无聊工作的厌烦和难以进取的绝望。约在本年冬，诗人因母丧丁忧居家。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王茂元去世。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于暮春自樊南移家永乐。这两年间，数位亲人相继离世。而诗人为了生活，曾不得不参加农作，自述“遁迹邱园，前耕后饷”、“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话虽如此，正如诗人在《蝉》一诗中表述得那样：“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踏入仕宦的诗人已经再无回头路。尽管对官场生态极为排斥，身负家庭重担的诗人只能硬着头皮在宦途上继续前行。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与家人居洛阳，贫病相加。恰在此时，断绝联系多年的令狐绹修书前来。诗人作《寄令狐郎中》一诗回复。令狐绹此时联系诗人，应是念在多年的情分，想要在朝政格局大变动的前夜拉他一把，免得他站错队。然而，不明就里的诗人并未明了令狐绹的用意，而令狐绹也并未读懂诗人回复里的意味深长。但是，不管怎样，两人还是重归于好。大约在十月间，商隐为母丧服阕一事入京，期间拜会了令狐绹。离家前，诗人作《临发崇让宅紫薇》一诗，首次表现出了对妻子王氏的猜疑。丈夫离家远赴不是应该悲伤不舍吗？如此浓妆艳抹、兴高采烈为哪般？

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重官秘书省正字。诗人在《上韦舍人状》中提到：“某淹滞洛下，贫病相仍，去冬专使家僮起居，今春亦凭令狐郎中附状。”可见令狐绹曾派童仆来照顾他的起居，甚至附状帮助商隐重官秘书省正字。这一年在长安，诗人结交了李党重要成员郑亚。从《自桂林奉使江陵感怀寄献尚书》“前席惊虚辱，华樽许细斟”诗句中我们可以得知，诗人备受郑亚礼遇。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被贬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邀商隐入幕。自以为得遇知己的诗人不顾妻子的反对，毫不犹豫地辞去了秘书省正字的京职，追随郑亚远赴桂州，期望在那里辅佐郑亚，做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代郑亚撰拟《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中，他高度赞扬了李党领袖李德裕，称其“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这反映了诗人的政治倾向。唐宣宗甫一继位，便尽反会昌之政，贬逐李党。诗人应郑亚之邀辞京，除了私人情谊，应该还有对朝政的不满。

然而，诗人与郑亚的蜜月期转瞬即逝。诗人于本年六月九日抵达桂林，本年冬十月，奉使南郡，于舟行途中编订《樊南甲集》，并写下《自桂林奉使江陵感怀寄献尚书》一诗。诗中对郑亚阴暗多疑的性格进行了刻画，对郑亚崇尚空谈、不思进取的行为进行了鞭挞，抒发了不被重用的忧愤，反映了两人之间巨大的分歧与隔阂。当时满怀希望来到桂林的诗人已经在暗暗后悔当时辞去京职的孟浪。《北楼》、《思归》等诗反映的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心情。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郑亚被贬循州，商隐并未继续追随，约在三、四月间离桂北归。五月至潭州，于湖南观察使李回幕逗留。李回是诗人甫一中举后交结的权贵之一，亦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诗人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试的考官之一，对诗人有奖掖之劳。诗人此番前去，应该怀有希望留在李回幕的目的，可惜事与愿违。也许郑亚对诗人的恶评使得诗人在李回处同样受到了冷遇，愤恨难当的诗人写下《肠》一诗。辞别李回后，诗人乘舟北返，于湖南、江陵交界处，眺望离去的祝融山，写下《失猿》一诗，表达了与郑亚决裂的决心。三年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诗人于徐州卢弘止幕，以一首《献寄旧府开封公》寄赠郑亚，对郑亚暗讽的同时委婉地做了规劝。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一月，郑亚卒于循州。

心情抑郁的诗人溯江至夔峡一带游玩散心。早在李回幕逗留时，诗人就曾收到了旧友令狐绹的来信，这个情节反映在《肠》一诗中。本年二月，令狐绹召拜考功郎中，寻知制诰、充翰林学士，照这个发展势头，拜相指日可待。故诗人以《寄令狐学士》一诗相回，希望令狐绹能不忘初心，为民请命。

事实上，令狐绹对诗人的关心从未中断。去年诗人辞京赴桂时，令狐绹就曾极力劝阻。诗人以《酬令狐郎中见寄》一诗作答，阐发了自己对于新皇及朝政的看法。彼时的诗人尚意气风发，怀着与李党共同进退的崇高使命感，此时逗留江陵的诗人则是意兴阑珊。在《夜雨寄北》一诗中，诗人向令狐绹倾诉了欲说还休的寂寞与哀愁。其后又有《梦令狐学士》一诗，对令狐绹表达了美好的祝愿与期待，两人少年时拯国济民的共同理想仿佛随着令狐绹的高升马上就要实现了似的。我们不知道令狐绹的信中都说了些什么，但应该有邀请诗人共襄盛举的内容，否则诗人后来就不会那么失望了。

在此期间，诗人忽然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密信，信中告发其妻王氏有不贞之举。这个消息对诗人的打击是巨大的。诗人连续写下了《凉思》、《离思》、《摇落》、《木兰》等诗，可谓痛心疾首。

中断行程的诗人匆匆北返，于是年冬初返回长安。回家后的诗人与妻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夫妻两人之间的对质就反映在《柳》（动春何限叶）等诗中。王氏的辩解并未能打消诗人的疑虑，反而坐实了一件事：王氏与小叔子李羲叟确实过从甚密。王氏坦然承认自己没有顾忌男女大妨，但并不认为这有什么。

令狐绹的表现也是匪夷所思。诗人数次拜访，都受到了冷遇。也许诗人曾在给令狐绹的回信中有说教的意味吧？以诗人单纯且自傲的性子，是可能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言辞的。可是，一个不得志的穷酸文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总之，诗人不仅没有得到令狐绹的眷顾与帮助，反而再一次感受到了疏远与背信。极度失望的诗人写下了《九日》、《昨日》、《银河吹笙》、《重过圣女祠》（白石岩扉碧藓滋）等诗，为自己的再次轻信感到懊恼。

遴选为盩厔尉的诗人被京兆尹郑涓留作假参军事，专章奏。郑涓属牛党。盩厔尉为京官，京官的考核归考功郎中令狐绹负责。所以，我个人这里有一个推测：诗人实际仍旧受到了令狐绹的暗中关照，只是为了避嫌，才刻意与诗人保持距离。这也符合令狐绹“胆小迟缓”的性子（《旧唐书》）。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月，牛党领袖牛僧孺去世，追赠太尉，次年落葬。杜牧为之作《墓志铭》，李商隐为之作《祭文》，两人的文章皆为时人称颂。只是诗人是双关语大师，明褒暗贬的可能是存在的。杜牧的思想面目则属于牛党，是以在文中对牛僧孺颇多颂词，而对李党领袖李德裕颇多微词，这引起了诗人的极大不满，故诗人作《杜司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对杜牧进行了辛辣地嘲讽。不过这两拳好像打在了空气上，杜牧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月，武宁节度使卢弘止辟商隐入幕为判官，得侍御衔。闰十一月，启程赴徐州。启程前诗人与妻子有一番交谈，内容就反映在《对雪二首》里。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春，诗人如约返回长安，再次与妻子作了一番长谈，临别作《谑柳》。返回徐州途中，有信密告王氏并没有断绝与羲叟的来往，暴怒的诗人作《天涯》、《青陵台》，《谒山》、《寄远》。夏中，于徐州作《寓目》。两人最后一番书信来往则反映在《夜思》里。约在本年秋冬之交，万念俱灰的王氏病逝，内心痛恨的诗人并没有及时赶回来处理后事。那么，王氏究竟有没有出轨李羲叟呢？我的答案是没有。那么，王氏究竟是怎么死的？本就长期病弱的她是被诗人的猜疑逼死的。

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卢弘止卒于汴州。商隐罢汴幕归京，于春夏间抵长安。睹物思人的诗人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深爱着王氏的，乃作《房中曲》，泣血伤悼。自此，诗人沉浸在思念与追悔中难以自拔。本年十月末，赴柳仲郢梓幕任节度判官。十二月，奉命前往西川推狱，谒见西川节度使杜悰。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正月初二，作《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对杜悰大加讥刺。没想到杜悰大人雅量，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啧啧称赏。感觉不好意思的诗人复作《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渎尊严。伏蒙仁恩俯赐披览，奖逾其实，情溢于辞。顾惟疏芜，曷用酬戴？辄复五言四十韵诗献上，亦诗人咏叹不足之义也》，以表歉意。本年夏秋，回京洛探亲，作《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萌生了侍佛之念。

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诗人出资于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开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华经》七卷，启请柳仲郢为纪文。十一月，编订《樊南乙集》。约在本月中下旬，思乡情切的诗人由梓幕启程返回京洛探亲，春节前已抵洛，作《正月崇让宅》。

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柳仲郢改任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商隐为柳仲郢奏充盐铁推官。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商隐罢盐铁推官，还郑州，未几病卒，享年四十七岁。

观商隐生平，还就数柳仲郢对其最为信重。即使后期柳仲郢入朝撤幕，仍尽可能地推荐诗人于其任下为官。在柳仲郢梓幕时，曾有过一段趣事。柳仲郢做媒，欲将乐籍的歌女张懿仙许配给诗人，诗人以思悼亡妻为由坚决推掉了，并作《柳下暗记》一诗记之。诗中对柳仲郢的荒唐做法颇不以为然。当然，暗讽归暗讽，并不能说明诗人对柳仲郢这个热心的府主没有心怀感恩。

诗人一生作诗六百余首，名作佳句不胜枚举。其诗好用典，而往往又别出新意。诗由其酝酿啸出，如春之百花吐蕊，如夏之溪石掩映，如秋之落木纷披，如冬之冰积雪拥。层叠厚重，丰富多姿，明暗交互，曲折深幽。仿似千百年岁月精华的沉淀，仿似千百次轮回沧桑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