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妻子施松卿，新华社记者。

汪曾祺祖上是徽州人，于清朝迁居江苏高邮。他在《皖南一到》文中写到，“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戏称我是‘寻根’来了。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祖父为修家谱，曾到过歙县。”

我是安徽安庆人，因此感觉对汪老增加了一种亲近感。安徽还是出人才的。

汪曾祺

二、生平年谱

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沈从文指导。

1944年，在昆明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两年)。1945年1月，离开西南联大，到由联大同学开办的私立中国建设中学任教。此时施松卿也在建设中学任教，两人接触逐渐增多。

1946年，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转赴上海，由李健吾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

1947年夏，施松卿谋到北大西语系助教位置，北上就职途经上海与汪曾祺相见，两人订婚。

1948年3月，经天津到北平。

1949年春，与施松卿结婚。

1950年调入北京。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1月调回北京，任北京京剧团（今北京京剧院）编剧，直至离休。

1966年，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参加扛煤等劳动改造。1968年6月，因需要创作修改样板戏，得解放。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以短篇小说成就最高。

1987年2月26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6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90年，创作散文《七十抒怀》《闹市闲民》《多年父子成兄弟》等。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大出血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

三、主要作品及创作特点

短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老鲁》（1945年）、《受戒》(1980年)、《黄油烙饼》（1983年）。《异禀》、《大淖记事》。

散文：《花园》《前天》（1946年）、《冬天的树》《下水道和孩子们》（1956年）、《国子监》（1957年）、《关于葡萄》（1981年）、《旅途杂记》（1982年）、《天山行色》（1983年）、《翠湖心影》《昆明的雨》（1984年）、《昆明的果品》《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1986年）、《金岳霖先生》（1987年）、《林肯的鼻子》（1988年）、《我的解放》《四方食事》（1989年）、《多年父子成兄弟》《贾似道之死——老学闲抄》（1991年）、《自得其乐》（1992年）、《草巷口》（1995年）、《晚翠园曲会》《北京的秋花》（1996年）

散文集：《关于葡萄》（1981年）、《逝水》《蒲桥集》《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初访福建》。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

他曾这样表达他的美学思想，“ 泰山过于雄伟，所以我从不写泰山。我不在乎深刻，中和才是我所追求的。”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学习文学表达的方式。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漫游，感受到的是如水一般温柔、细腻的情感，这股温泉渐渐流入人的心田，带着它的温存、安静，然后读者会尝到这份情感带有淡淡的乡愁，还有些许京味的怀念。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汪曾祺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2020年5月，汪曾祺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

四、妻子施松卿

施松卿（1918年3月15日—1998年10月22日，福建长乐大宏人，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父亲是马来侨领施成灿。

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

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时，和汪曾祺成了同事。

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

施松卿也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她爱好文学，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五、本人对汪曾祺的印象

当然是从读他的文章得出的印象，想必是粗浅的。首先是喜欢。喜欢他的作品，喜欢读，认为是好作品。那种平凡的事物、生活，在他笔下变得不平凡，生动有趣。喜欢，一定是某种程度的契合。审美情趣，乃至价值观上的相类、认同。喜欢是感性的，主观的，个人的，乃至偏极的。如果有人问，假如有机会见到汪曾祺(当然没有机会了)会因此喜欢他本人吗？这个不一定，未知。或许可以这样说，作品不等于作者本人。一般来说，文如其人。但喜欢一个人是两码事。譬如说，对方一个让你不喜不能接受的习惯，尽管是一件小事，但或许因此不能让你喜欢。再说，就算你喜欢，对方不一定喜欢你。说喜欢一个作家，一般是说喜欢这个作家的作品。既然如此，去读作品就很好。每一个人对作品本身都具有自己的审美。

零零星星的读了一点点汪曾祺的作品，多是散文。我似乎也只喜欢读他的散文。《受戒》《异秉》看过，感觉也不错。但不如读他的一篇散文给的印象深，让我更喜欢，这种喜欢比读他的小说感到要更真实更实在。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方面，一个写自然，一个写吃。其中一篇写一只土蜂撅着屁股趴在花心上，觉得它不配。然后逗它玩。

“好些年不看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做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摘自散文《花园》

另一篇是《干丝》。汪曾祺写吃的散文似乎不少。这个《干丝》让我一下子记住了。因为我很喜欢吃豆制品。真正的干丝虽没有吃过，但一读文章，不消说，口中生津，没有不喜欢吃的。

由读汪曾祺的文章，笼统之印象，感觉这个人脑瓜子灵。聪慧。可能不是很张扬，内秀，总透着一股机灵劲。机灵，会做人，会处事。加上自身才气，不成事也难。

这个有自身的体会。我就是反例，缺机灵。愚笨，呆头呆脑，不比那只土蜂更可爱，哈哈。读高中时，有个同学和阿春谈恋爱。阿春也是同学，离我家近，邻队。有一年中秋前夕，这同学叫上我，让我把一筒月饼转交给阿春。我不明就里傻头傻脑的去阿春家，也不知说什么，就告诉说是谁叫我送来的。阿春会心一笑。也还记得那筒月饼，油纸包着，五个小月饼，外面用细索捆扎。那是那个年代的家乡的月饼。我人糊涂，不开窍，不开化。想想如今，也还是不开窍，不开化。

汪曾祺1997年5月去世。那时我高中毕业才出来不多年，只记得这年正月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然而那时，汪曾祺何许人也？不知，我没听说过。

想起来，缘何现在喜欢文学，开始写作呢？真有点搞不清楚。

六、附《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摘)

作者 苏北

汪先生说，“我去过皖南”，并在那儿寻过“根”。歙县有汪村，大约那就是汪家的祖居地。文见《皖南一到》。

一个作家要有自信。“我就要写出同别人不一样的才行。别人看了，说‘这个老小子还有两下子！”

沈从文刚到北京来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后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汪先生说：“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这一点老舍先生做得好，有得写没得写每天写五百字。”看来创作还是得要勤奋，天才不天才暂且搁一边。

汪先生说，一个老人说人生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

同龙冬一道到汪先生家去。我同龙冬进汪先生家的客厅，先生在打电话。打完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来同我们说话，而是孩子似的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仿佛还沉浸在什么情景中。我和龙冬相视一笑。之后先生转过脸来，猛然发问：“你们谁三号走？”

先生还挺留意的。

我说：“我，我回家过春节。”

汪先生什么话也没说。

留吃饭，喝酒。

吃完酒汪先生愣了一会儿，听我们说话，之后他忽然站起来，一抱拳，说：“我要睡一会儿。”就靸拉着鞋到里屋睡觉去了。我们留在外面同师母说话。

人是要老的，人老了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呀。我们现在年轻，想这想那的，待到先生这个年纪，什么也不想了。身体能好就是最大的幸福。

晚上回来，窝在公主坟边上的一间小屋里，想到自己的调动，又泄气了。北京虽好，也已待了三年了。这样等下去，是猴年马月啊，能回到省里，稳定下来还是先稳定下来吧。我也三十出头了，再滑过几年，谁还要我啊。领导对我的调动也为难，似乎有些泄气，可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

想想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了。好不容易有点上路，生活的折腾把一点感觉折腾光了。现在是毫无灵气，可仍不死心。在心中还牵牵挂挂，身在曹营、犹抱琵琶、左顾右盼、云遮雾罩的。弄得自己爱不得离不得，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我(汪曾祺)非常喜欢海明威。很喜欢普鲁斯特。我也喜欢契诃夫！

那时汪老的身体显得特别不好，苏北劝说：‘汪老，能写就写写，身体重要，我要是能写出您那样的书，哪怕一本也够了。汪老开始不作声，静了一会儿，忽然非常生气，激动地拍了桌子，说：‘我活着就要写！又说：‘写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苏北是好心，可我们都傻眼了。接下去，汪老批评了苏北，让他用功些。

苏北(安徽天长人)是汪曾祺的弟子。

如果说写作是门技艺，师徒传承具有特别意义。这不仅是技艺的教授，同时，也是做人处世的影响，是师，是友，是亲人，比亲人还要亲。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亦。换句话说，人生有一个这样的老师，老师门下有一个这样的弟子，也足亦，幸甚！

就写作来说，可不可教？有老师当然好，学习有必要。但不是说，只要投了大家名下就能成功，我看未必。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份材，我尽量说的是材，没有用才这个词。至少你得是个可塑之材。完全不沾边的朽木，任怎样的大家抱在怀里教，也是无济于事。当初，弟子拜师，师必有眼。觉得行才收，不行，何必“误人子弟”。

如苏北与汪曾祺，人海茫茫，千里觅知音，可遇不可求。